劉基，字伯溫，明代青田縣（今溫州市文成縣）人，元末明初傑出的思想家、軍事家、政治家、文學家，大明第壹謀臣，被譽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偉人。劉伯溫曾在元末擔任過縣丞等職，五十歲後成為朱元璋的謀臣，與朱元璋壹起帶兵作戰，出謀劃策，取得龍灣之戰、江州之戰、鄱陽湖大戰等戰役勝利。他們消滅了陳友諒，為朱明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礎。後來，劉伯溫相繼出任太史令、禦史中丞、弘文館學士，並首任考試官。任職期間，他為明朝制定了系列典章制度，制定《戊申大統歷》，確定歷法；參與《大明律》的草創、奏立軍衛法，加強軍隊制度建設；復興科舉，輔弼明王朝人才培養和選拔等，被譽為“三分天下諸葛亮，壹統江山劉伯溫”。
與其他謀臣不同，劉伯溫既輔佐了朱元璋完成“壹統江山”大業，還助其制定壹系列制度以“開國立政”，搭建了國家運行的基本框架，此後才逐漸退隱。劉伯溫不是不知道“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但他曾說“是故辭禍有道，辭其的而已矣”。從當時的處境看，劉伯溫謀高震主，危機四伏，但其拒絕高封，逐漸化險為夷全身而退。而後朱元璋以兩種方式表彰其功勞：壹是為其家鄉青田縣減輕賦稅，二是上三代封為永嘉郡公、永嘉郡夫人，受封永嘉郡祠，從而劉氏彭城郡裏誕生出壹支脈——劉氏永嘉郡。
除了對明朝的貢獻，劉伯溫的智慧還體現在那個戴著鐐銬跳舞的環境中，盡其所能發揮才智，還能保全自己，全身而退。朱元璋曾贊許他“忠臣去國，不潔其名”。即使在劉伯溫離世後，原本不世襲的“誠意伯”爵位，朱元璋也授其子孫可世襲，俸銀從兩百四十石提升到五百石。朱棣奪位後，劉伯溫的第二個兒子劉璟不願歸從，認為其為篡位。劉璟在牢裏自殺後被送還故裏埋葬，並未累及族人。劉家由此繁衍開來，其家族至今有六萬多人，大多分布在浙江省溫州市麗水地區。
劉伯溫是壹位通“天地人”的全才式人物，他的思想承接先秦文化之傳統，融會百家，並開明三百年風氣，而他經世治國的思想集中體現在其代表作《郁離子》中，並著有《誠意伯文集》20卷。徐壹夔在《郁離子·序》中評論道：“公之事業具於書，此元之所以亡也；公之書見於事業，此皇明之所以興也。”
我們可以從他的著述言論及其家族家訓家譜中來解讀劉伯溫的治家之道。據現有記載，所見最早關於劉氏家譜的資料是洪武二十六年朱元璋所撰《明高帝贈誠意伯譜序》。自那以後，劉氏家族的續修、增修從未中斷。在歷次修撰中，劉氏後人都會將其家訓、族規載之於譜，作為對後代子孫的訓誡以及家族日常管理、個人行為規範的準則。
中國文化向來“家國同構”，治國之道與治家之道是相通的。家、家族、國家，從組織結構看皆以宗法體系為統領；從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角度看，則都是以“修身”為根本，目的都在於化民、成人、為善。綜合多方面材料，由此我們來解讀劉伯溫的治家之道。
蒙學養正
擇業察性
誠意成己
治家之道的根基在於“修身”。所謂“修身則成己”，成己不單單指道德規範的修養，還指向成就自身天性的成長。我認為，這個“天性”指的是《易經》裏所說的“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裏的“天命”，與《中庸》所記載“天命謂之性，率性謂之道”中的“天命”異曲同工。劉伯溫就是看到了這壹點，所以在其思想中多次強調尊重天性，尊重人性和物性。《郁離子·靈丘丈人》《郁離子·天地之盜》裏用蜜蜂和粱稻等動植物的習性做比喻，來說明順應天性才能取得豐收。
從元末到明初，劉伯溫先後擔任過縣丞、儒學副提舉、浙東元帥府都事、江浙行省都事。四次為官，三次主動辭職，壹次被羈管，皆因難以順應其為民秉公謀事，尊重天理的價值取向。四十八歲時，徹底看清元朝社會矛盾激化，無法施展抱負，與元朝政府決裂。
劉伯溫壹生經歷“四落五起”而後穿越層層迷霧，最終實現自我價值。年近半百之際，他明確自身定位要成為壹位謀臣，《郁離子》記載“仆願與公子講堯禹之道，論湯武之事，憲伊呂，師周召，稽考先王之典，商度救時之政，明法度、肄禮樂，以待王者之興”，表明了劉伯溫對自我價值的正確判斷。
“尊重天性，修身成己”的人生理念，同樣體現在其族譜家風家訓中，其家訓提倡“蒙業當豫，蒙學養正”。現藏於溫州市圖書館的《彭城劉氏宗譜》記載，“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論語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故有胎教而生文王，三遷而成孟子，凡吾子弟，稍能知覺，為父兄者豫為擇師傅，嚴交遊，以豫養之，縱不能如古之聖賢亦庶乎無匪僻之虞矣”。這裏壹方面體現劉伯溫重視蒙學，重視啟蒙教育對人養成良好品質的重要作用，蒙以養正指的是“蒙學”要開啟孩子的天性，才是養正之功夫。
劉氏家訓中還提到“擇業察性”的理念。《彭城劉氏宗譜》記載，“宗人子弟六歲以上即宜就學，至十五歲以上察其質性，近上者俾終儒業，難成者，即令力農或工或賈，各執壹藝”。根據個人資質和天性，有些人可以從事儒學研究，而沒有這方面天性的人，即應根據自身特點，從事農業、工業或商業，各得壹技，既可以謀生，也可以安心立命。劉伯溫尊重天性的理念，雖然幾經百年演繹，仍然還是清晰可見。
如何“開啟天性，修身成己”？事實上，劉伯溫已經開出了藥方——成己見性。古代有道家讀經養氣的記載，也有儒家“誠則明，明則誠”的說法。《中庸》中記載：“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我認為，劉伯溫比較傾向遵循“誠則明”的取向。明什麽，明白“道”，明白自己天性和天命。“誠”則是聯通天道和人道的橋梁，是完成“天人合壹”的關鍵。劉伯溫的壹生就是踐行“誠”哲學的典範，無論遇到怎樣的挫折，都無法改變其使命——立足民生、謀求救時之政，這也是其死後被封“誠意伯”的原因。在我看來，完成“成己見性”的目標，還有壹個通用的工具——易學。劉伯溫博通經史，尤精象緯之學。除了在易學理論上的較高造詣，在實踐中劉伯溫也曾廣泛運用這壹學說，將易學精髓運用在明皇城南京城的勘定和規劃上。因此，我認為，易學的根本價值仍在於“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就是幫助人悟道見天性，明白自己的天命所系。
和家睦鄰
仁愛兼濟
孝友當行
成己身修而後家齊。從齊家之“齊”本意看，，“禾麥吐穗上平也，象形。從二者，像地有高下也，禾麥隨地之高下為高下，似不齊而實齊”。齊家，把各種不同個性，因各種因緣的人聚在壹起。如同禾麥之成長，雖天資秉性不同，卻又能人人自在長成和諧共處，謂之“齊家”。修身之所以是齊家的根本，是因為個體都能成己了，那麽，家自然就“齊”了。但是，現實中可能存在名權利色等諸多誘惑，出現“天性蒙塵”的情況。故老子說：“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長此以往“道”“德”很容易被現實淹沒了。
家以和為貴，“和”有別於“同”，強調異質相濟相協，從而使事物生生不息。《管子·內業》曰：“和乃生，不和不生”。《中庸》：“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在我看來，“和”才能充滿生機的說法，源於老子“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的理念，也就是說源於“道生壹，壹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由此陰陽和合萬物化生原理，而泛化為萬物“和乃生”，家便也遵循這壹宇宙法則，家和才能萬事興。
中國傳統文化主張天地萬物之間以及社會、人群之間應達到和諧狀態，認為和諧是壹種需要經過異質激蕩甚至沖擊過程，然後才會達到融會貫通。但和諧絕對不等同於“同”，要達到和諧，則是要順物順人之性。在社會構築過程中，儒家更強調選舉賢能之人，用倫理、禮制、王道、仁政使社會達到和諧的目的。
家是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樣要養德為先，遵道而行，尊重和成就每個人的天性。在《郁離子·魯班》記載劉伯溫的觀點，“德生力，力生於德……人各力其力也，惟大德為能得群力”，意思是說家族、家庭都能尊重每個人天性成長，並且能夠形成合力的話，這個家庭怎麽會不興旺呢？劉氏家訓裏也很大程度上體現這壹理念，比如慎言、懲忿、窒欲便是修道養德的方法。
劉伯溫主張無論對待族人、奴仆、鄰裏皆不以沖突為上，必須善待並保持以和為貴的交往方式。家訓中對待婢仆的要求為“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饑寒不失其養，役使不求其備”。從中看出劉伯溫提倡尊重人格的理念。事實上，劉伯溫還寫過壹篇文章，否定女子“七出”中存在的不合理性。他寫道：“惡疾之與無子，豈人之所欲哉，非所欲而得之，其不幸也大矣，而出之，忍矣哉！夫婦，人倫之壹也，婦以夫為天，不矜其不幸，而遂棄之，豈天理哉”，休棄不能生育或患重病的妻子不符合天理，體現其對女性的人文關懷。
遵道而行應用到社會關系、家庭關系的處理上，壹個重要的方面即應尊重婦女。《易經》記載，“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厚德載物”。乾卦，代表天，代表男人；坤卦，代表地，代表女人，兩者只是代表不同的位置和指向，並無厚此薄彼的意思。而“天尊地卑，男尊女卑”中“卑”字用甲骨文書寫也只是壹只手托著“甲”字，指的是地位處下方，但絕不是卑賤之意。
善父母為“孝”，善兄弟曰“友”，仁愛兼濟則是成己愛人，自然也屬於善父母善兄弟的範疇。孝友當行的提倡，壹方面是由於長期以來，以人倫和禮儀來規範人們所謂道德行為的社會氛圍所提倡的；另壹方面“盡孝道”也是連接自己血脈之根的途徑。從歷史的長河看，壹個家族就好比壹棵大樹，每個人都是這棵樹上壹枝壹葉，“盡孝道”將讓自己與家族的血脈相連。“盡孝事親”有四大層次：壹是衣食無憂，二是順心承歡，三是養誌立身、光大門楣，四是點化心境、離苦得樂。在我看來，其中核心應是養誌立身。劉伯溫在《養誌齋記》開篇曾寫道：“事親莫大於養誌，孟子之言至矣”，“人知愛其身不愛其親為不孝，而不知愛其親不愛其身亦為不孝”。由此可見，劉伯溫的孝道觀也是遵循天道的寫照。
行教化
立規制
理家業
社會要遵道而行，養德為先，還要行教化立規制。這壹思想同樣適合用於治家之道。家族要和諧興旺也應走此之道。
劉伯溫在元朝當過儒學副提舉，在明朝為太史令、禦史中丞、弘文館學士，復興科舉，向來非常重視教化工作。他認為“教，政之本也”，治理國家教化應為先，教化工作不單是學校的事，而是全社會的事情。對地方長官的考核內容最重要的就是看他的教化工作做得怎麽樣。
劉伯溫主張大力興辦學校和社會義學，在元朝寫過很多提倡私塾的文章；在明洪武年間，他幾乎每到壹處就興辦學校。即便是著手刑法法制建設時，劉伯溫都堅持把教化放在首位“以政弼教”，“好生雖聖心，明刑亦王政”。劉伯溫追求務實教育、經世致用，他重視教化的理念同樣體現在其家訓裏，他認為建家規修家譜本身也是行教的表現。
除此之外，劉伯溫行教化思想並未停留於此，因為他看到人的善根性有可引導的壹面，也看到了人的欲望可能導致不善的壹面。他曾指出，造化造就了人的欲望，所謂的“氣”動和“情”發是受“人欲”所牽制的。“氣者，道之毒藥也；情者，性之鋒刃也。知其為毒藥、鋒刃而憑之以行者，欲使之也。嗚呼！天與人神靈者也，而皆不能不為欲所使，使氣與情得以逞其能，而性與道反隨其所如往，造化至此，亦幾乎窮矣”。
劉伯溫深知不同的人對欲望的認識不同，個人素質千差萬別，因此要制定法度、制度進行管束，從而提出了構建社會良性運行的總體構架：“道德、政刑，方與法也；人才，藥也”。這壹社會構架設想自然也適用於家族建設，當然家族、族規體制不同於政刑，家族建設需要更多講仁愛，然後修身成己、仁愛兼濟、立教化外。然而，制定家族規制加以管理也存在必要性，對頑劣子弟要“警之以威”。
道德為藥方，體制規制為法，人才為藥。在《郁離子》裏，劉伯溫用二三十則寓言故事來表達他的人才觀。他主張要善於識才、辨才、養才、安才、用才，並且提出了作為智者的人才所應具備的品質和心態。他認為，智者要識時勢，不作無謂犧牲，要有識主之能，要明了自身生存環境；智者還要看清人性之惡，不為財或名所困。在家族建設的範疇中，“人才為藥”是指家族需要領頭羊來統領族人，使他們保持彼此間的和諧合作，又不失其統。《郁離子·琴弦》寫道：“夫琴，大弦為君，小弦為臣，大小異能，合而成聲。無相奪倫，陰陽乃和。今君同之，失其統矣。夫豈瞽師之所能調哉？”彈琴，只有大小弦配合起來才會發出和諧動聽的聲音，強調“無相奪倫，陰陽乃和”，齊家何嘗不是如此呢？
我們從劉伯溫的治家之道中，還可以了解到“打理家業振興門戶”的重要性。打理家業振興門戶，要立足營生，同時還須承擔社會責任，與當下社會融合共處。劉伯溫家族家訓中明確量入而出，勤儉生財之道；提到“賦役當供”，有田則有賦，有身則有役，自古不免；規定“恤孤寡”“濟災貧”，不趁火打劫，不做損陰德之事，奉行“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在如此全面的家訓引導下，家族才能持久興旺。
蒙業養正、擇業察性、誠意成己為治家之根基；仁愛兼濟、孝友當行重在成己為仁而後達人愛人，強調順性而為，以德合群力而生生不息。這些理念正體現“和也者，天下之達道”，是為治家之方；而行教化、立規制當為治家之法；統領有德之人為治家之藥，樹立“理家業立門戶”觀念，盡社會責任，是將家族與社會的融合相連的做法，所有這些理念和做法構成了劉伯溫的治家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