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古代男子纳妾行房，为何正妻需要站在一旁?原因让现代人难以接受
一、妻妾制度的由来与背景
周礼有云:"天子纳后妃三人，诸侯纳夫人一人，大夫士纳赘妻，以永绝世胄。"这是古代妻妾制度的最初起源。所谓后妃，即皇帝的正妻;夫人，则是诸侯国王的正室;至于士大夫阶层，则是纳一房正室和若干房妾侍。制度的设立，主旨在于为上层统治阶级延续香火，确保"绝世胄"不断。
这一制度后来沿袭至民间。古时婚嫁讲究等级森严，士大夫乃至书香世家出身的男子，必须按照"娶一房主妇，纳若干赘妻"的惯例而行。例如南宋一代名相史浩，从幼年读书时期起，父亲史祐就为他筹备了一门正亲和三房侧馆，以资将来重娶继室。史祐为儿子这样安排，一来是维系家族权威，一来也切合了统治阶级的礼俗。
富贵人家延续香火，实则体现了维护宗族利益的需求。正妻生育继嗣，确保子嗣血脉纯正;妾侍则旁通助力，以免一母所生断了香火。同时操办宗祭礼仪，也离不开众多嫡出和旁出子嗣的参与，故有"大族之家，有些父母正经传嗣的儿子，也配几个私生的孩子，共同祭祀祖宗"的说法。
总而言之，无论朝野民间，妻妾制度皆有其合理存在的土壤。《唐律疏议》明确规定:"宰相以下，并得延续家世妻妾，岂有所阙?"可见上至宰相，下至士庶人家，整个统治阶级对妻妾制度皆有遵从。制度背后，既有宗法礼教的约束，也融合了维系统治秩序的现实考量。延续宗族香火，正是妻妾制度最根本的本源所在。
二、正室验明妾室贞洁的权力
古时候，即便是富贵人家，丈夫想纳侍妾也不能率意而为。正室的同意，乃是不可或缺的环节。明朝名臣张溥，少年时代曾与一年轻女子私订终身，回家后母亲对此甚为恼怒，认为女子出身寒微不洁，坚决不允婚嫁。张溥不得不将婚约毁弃。
再如清代大学士翁同龢，年少时偶遇一位风姿绰约的民女，一见倾心，回家即向母亲提出纳她为妾的要求。慧眼如炬的母亲却拗不过是块料，断然回绝。翁同龢只得将这一念头终生放下。
如此等等，即便是权贵子弟，母亲的一句话足以决定一个女子能否进门成为妾侍。因为古时男子娶妻娶妾，归根结底是以延续香火为最终目的，关乎整个家族的荣辱兴衰。正室堂主掌管内务，自然有监守家门、把住姻缘的重任在身。
一旦丈夫要纳的妾侍，获得了正室的首肯，下一重要环节便是验明贞节了。这一仪式，必须由正室亲自主持，方为有效。
当时的风俗，在新娘或新妾与丈夫成亲当夜，正室要亲自到被窝前察看被单是否有"红光仪征"。若果然如此，便证明新娘或新妾的贞节无疑。若见被单干净，则被视为已"失身于人"。无论哪一种情况，正室均要当场宣布"验光"结果。
清朝时，巡抚王文祥的妻子忧氏每逢丈夫纳新妾，总是亲自持灯笼赴被窝，验明贞节后才允新妾正式入门。连正妻亦步亦趋侍候左右。这样的例子，在古籍野史中可见许多。
除了上述原因，正室还担负着维护家族声誉的责任。如果纳入了不洁的妾侍，极易在社会上惹来非议，遭人耻笑。
1706年，清朝官员王良年妻子杨氏，发觉丈夫新纳的妾室王氏并非处女，遂坚决要将她赶出门外。一来是顾全家族体面，二来也是为夫家开脱，免得受人指摘。王良年无计可施，只得听从妻子杨氏的决定，将妾室王氏遣回娘家。类似的案例，古时屡见不鲜。
由此可见，正室验明贞节的传统仪式，已融入了古人维护声誉、避嫌疑谄的考量。这不仅关乎了一个家族的声名远播，更构筑了古人的身份尊严与荣辱观。所谓"名节"二字，其内涵皆集中体现于此。
三、正妻监督妾室"开枝散叶"
"重嗣重祖"素为古人的家谱志向。然而，即便正室能生子育女，纳侍妾侍亦是不可或缺的配置。这种做法背后，正是为了确保族香不断，枝叶常青。
明代理学家陆佃，其妻吴氏在35岁那年生下了次子，时年66岁的陆佃欣喜之余，依旧于次年纳了两名妾侍。吴氏对此并不生气，相反还亲自将妾侍安置入室。这是古人追求"枝叶繁衍"、"裕后嗣昆"的典型做法。
西汉名臣陈元朗，一生所娶正妻和妾侍达25人之多。当他驾鹤西去后，家族香火便一直绵延数百年不绝。在陈家族谱中详细记载了不同地位出身的每一个妻妾，以及她们所生的嫡长子、庶出子等。可见古人对"繁衍后裔"何等重视。
纳侍妾侍自是为了生儿育女，传宗接代。但同时，更要确保妾侍能尽心尽责，履行好作为妻妾的职责。而指导这一环节，正是由正妻来担当。
陕西名门张家，延续了数百年的家训，称为"张氏九节"。其中一节就提到:"妾侍入门，正室必须亲自引见床笫之道，言传身教，使之了然于胸。"从中可见，正室不仅要亲自引导妾侍如何事奉丈夫，更要确保妾侍学有所成。
更有甚者，有些正室甚至亲身上阵，确保妾侍"遵从法度"。明朝贵族裴家就流传着这样一个轶闻:裴淑然之妻钱氏，为了督促一名新纳的妾侍钟氏学有所成，竟亲身上阵，以身作则地示范了一回。事后，钟氏对钱氏的教导言传身教，终生难忘。
除去上述"生儿育女"和"履行本分"的目的，正室对侍妾的管教，还有一层重要原因，那就是维护家规家训，铸就整个家族的声望与地位。
明朝湖广名门谭家，家训中就明文规定了"正室必亲自监管妾侍"的要求。故曾有这样一段佳话:当家老谭氏发现一名新纳的妾侍在床第之间有所失态时，当即便带着仆役前往，当场痛斥并予惩戒。自此妾侍对老太太虚心从教，为人处世更加谨小慎微。
可见，正室之所以要亲自管束侍妾，不仅是为确保族香不绝，更是为了将家规家训一脉相承下去，以塑造良好的家风，彰显一个显赫家族的尊荣形象。这对于一些极为重视声望操守的大家族来说，实在是关系重大的一门学问。
四、正妻有权惩戒不臣妾室
在古代男权社会，丈夫对妻妾自有管教的权力。然而，在实际操作层面，正妻对妾室的惩戒权力往往更为直接和频繁一些。
《大清律例则例》中对此有明文规定:"凡家有妾室，不遵正妻教导者，听正妻先行惩办。"可见，一旦妾室有错失，正妻完全可以依律先行惩处，而无需事先禀报丈夫。
不仅如此，一些大户人家的家训，对惩戒妾室的具体做法更是规定得十分细致。如北京一家名门金氏，家规中就明确写道:"若妾室有错，视其轻重，或罚跪、或责打、或禁足、或撵出房门。正妻全有处置之权。"
一旦正妻行使惩戒之权，惩处的手段往往相当严酷，可谓不手软。当时的社会氛围和法律制度，也为此开了绿灯。
明朝江西一富户家中，一名新纳的妾侍被正室发现偷懒怠慢主子，当即予以痛打二十余棍。妾侍负伤在床，哀号连连，富户丈夫亦是袖手旁观。这种做法一点也不新鲜。
更有甚者，有些正室为了防患于未然，甚至在纳侍时便"立下军规"。像北京侯爷府中的规矩就称"侍妾十条戒律"，明文列举了十条不可违背的家规，触犯者准许正室予以鞭笞。
清人谢觉哉在《存疑录》中也记载了这样一则轶闻:"有人家纳新妾，正室为惩戒之，即烙了一个'奴'字于额上，嗜睡者烙鼻子上，从一而终虐待妾侍。"从中可见，正室对妾侍的管教方式之严厉。
除了维护家规家教，惩戒妾侍更有一层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捍卫正室的尊严与权威。因为在古代社会，正室的地位举足轻重，是整个家庭中绝对的核心。一旦地位受损，整个家庭秩序便将荡然无存。
明朝一位名叫金蕙芳的正室，发现丈夫所纳的一名妾侍对她颐指气使。金蕙芳勃然大怒，立刻召集家仆，将妾侍五馀六十鞭责杖打，最终将她赶出家门。这件事后来被载入《历朝闺阁逸闻》一书中详加记载。
类似情况在当时也时有发生。南京大户家的一名正室，更是干脆令家仆将一名妾侍拉到后院，连饭带水的囚了十几天，只为了惩戒妾侍的无理顽劣。
可见，对于正妻来说，维护尊严权威是头等大事。一旦遭到妾侍的猜忌与不敬，势必会使出手段狠狠惩治一番，以维系自身统治地位。否则，整个家庭秩序便将不保。这也是古人家庭观念中最为根深蒂固的一环。
五、家规家训明文规范正妻权责
对于正妻在家庭中的核心地位和管理权责，古代许多显贵名门都有明文的家规家训加以规范。这些家训虽出自不同门阀，但其内核大致如出一辙。
北京一家名门，现已入藏的《金氏家训》中就有如下规定:"家之一切事务，均当由亲正母主理，族人有违者亲母有权处分……女主外事、母主内事，外内共其权柄。"从中可见，正室对于家务内政的掌控权责是无可置疑的。
湖南曾国藩家的《曾家训诰》中也写道:"嫡出嫡长，母为正统，妾禀母命，母之一言可行于内。"在曾府家规中，正妻的权威地位凌驾于一切妾侍之上，毋庸置疑。
除此之外，不少家训甚至对正妻的工作内容作了具体拆分。如四川著名世家滕氏，家训明确"正母监督三事"。一为"内人教养子女有无"，二为"婆媪婢妾尽心否"，三则是"庖籍仓廪俭馁情形"。总而言之，女主婚姻、母主教子、管理内务，这便是传统正妻的天职所在。
古时社会虽是典型的男尊女卑体制，但名门望族的家训中，却多有维护正妻地位的明文规定。这从侧面可见古人重视妻权，正妻权力仅次于丈夫而已。
闽浙名门顾氏家训中就明文写道:"正室若有教训妾侍、子女及家人之事，一应从之。违者丈夫行事狠办。"这无疑是赋予了正室与丈夫基本平行的管理权力。
而徽商祖培家的《家范》则更是直白:"丈夫在外奔波，房中事务全赖正室主理。族人不听正室号令，即是不孝。"可见正妻不仅掌控家中内政，更是家族权威的代表。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权贵巨室的家规对违背正妻命令的惩处手段也有详细规定。如福建一家世家的家训记载:"妾侍违背正母号令，第一次杖责三十，第二次发配边远庄园，第三次休妾另纳新人。"这在当时来说，相当于最高等级的惩戒了。
正室权威地位得以确立，不仅因为尊卑有序的等级观念，同时也是经济利益的相关因素所促成的。
陕西名门冯氏家训中有一则记载:"嗣后凡祭祀香火之费，均由正室主持分派，其馀诸房不得插手干涉。如有违者，革出家资且三缄其口。"可见，正室不仅统驭家政，更主导着整个家族的财力分配。
再如江南徐氏大家，家训中对正室的权力也不遗余力:"宗祠田产、仓廪储蓄，悉由正室监管。"财权据控，正妻的地位自然无可撼动。
可见，在古时世家大族那一整套庞大的经济利益链条中，正室处于核心位置，一手遥控着资金流向。因此，无论从等级制度还是利益角度来看，正室都坐拥举足轻重的权力地位。家规家训之有规范，实因正妻权责之重大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