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章乃器藏品商代·亞（左酉右上兇右下兒）父丁鼎，現收藏於故宮博物院。
章乃器(1897—1977)，浙江青田人，原名埏，字金烽。1918年畢業於浙江甲種商業學校。曾任浙江實業銀行副總經理、中國征信所董事長。1935年在上海參與創立救國會，1936年11月在上海與沈鈞儒等6人壹同被捕，史稱“七君子事件”。抗日戰爭初期獲釋，任安徽省府委員、財政廳長。1945年底參與發起中國民主建國會，任常務理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政務院政務委員、中央財經委員會委員、全國政協常委兼財經組組長、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員等職。1952年出任首任糧食部部長，1953年參與創建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任副主任委員。著有《章乃器論文選》、《中國貨幣金融問題》、《激流集》、《出獄前後》、《章乃器文集》等。
2007年是先父章乃器先生誕辰110周年，故宮博物院舉辦了“章乃器先生捐獻文物展”。有年輕朋友參觀之後感慨：“像令尊這樣的人，如今不再有了！”我知道這句話後面的潛臺詞，於是笑而不答；還有朋友問我：“當時令尊捐獻文物，是不是被迫的？”我明確回答：“不是。”
在老壹輩的知名人士中，父親以愛好文物考古著稱。1948年底，父親應中共中央的邀請，北上參加新政協的籌備工作。他有系統地收藏文物並形成系列，則是1949年初到達解放區後開始的。
父親在公余之暇開始光顧文物市場，主要是北京的隆福寺和琉璃廠的店鋪，還有東大地(今紅橋附近)的地攤。當時北京的文物“泛濫街頭”，其中真偽混雜，良秀不齊。父親的優勢是與不少鑒定專家和收藏家結下良緣，豐富了自己的收藏。在這些朋友中，古玩行前輩孫瀛洲老先生曾幫他“掌眼”，收藏家葉恭綽、張伯駒、趙振經先生等，也時有過從與切磋。
父親是壹位政治活動家和經濟學家，出於文化上的旨趣，收藏成為業余愛好。共和國成立後，他擔任了政務院政務委員。1952年出任糧食部部長後，他越來越忙碌了。到1954年，他也積存了三個房間的文物，收藏門類比較齊全，其中不乏精品。
1953年12月9日，父親致函國家文物局局長鄭振鐸先生：“我四十天以後就要搬家。為圖省事，我希望您局能在搬家前或搬家後不久將我的壹批文物接收過去。”
1954年初春，鄭振鐸從故宮派來了六位專家接收文物，父親敞開所有的櫥櫃任其挑選，大概篩選了壹個月，有1100余件藏品入選。像商代毓祖丁卣、亞父乙簋、西周奪卣、春秋越王劍、邢窯白釉瓶、龍泉窯青釉五孔蓋瓶等精品，都在這次進入了故宮的珍藏。翌年，他還捐給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壹批文物。
對於搜集來的文物，父親通常會請壹些朋友共同鑒賞，但在整理分類時，他都是親自動手，從不假手於人。他曾定制大批錦盒，將那些來時無包裝的文物妥善保護。文物入藏時，他經常會在錦盒上寫壹些文字或心得，記述藏品來源、品類、特點。
按門類成系列搜集，是父親收藏的壹大特點，特別是在銅、瓷、玉器門類的收藏上，歷代有代表性的器物他都盡量搜集。例如，他曾精心搜集了幾十件宣德和仿宣德銅爐、銅器(王鳳臣、張鳴岐、胡文明三大制爐名家的作品都在其中)。
瓷器是父親收藏中的大項，除廣泛搜集宋代五大名窯外，元明青花及清三代官窯也是他的搜集重點。對於晉唐遼金以上的古代瓷器，他的收藏也很可觀。我所見年代最遠的瓷器，是壹只漢代的黃釉塤；其他如晉青瓷雞首壺、唐秘色釉圓蓋、宋“宣和元年”枕、明龍紋宣德大盤、清粉彩開光三秋瓶等，品相都相當完整；還有壹只巨大的乾隆粉彩燈籠尊，“文革”結束後捐獻給了中國歷史博物館。
父親的玉器收藏也很豐富，我印象較深的有良諸文化“鳥紋大玉棕”，還有新石器時代紅山文化玉蛾(“文革”後捐給中國歷史博物館)，以及大量的商周秦漢古玉和明清白玉珍玩。他在書畫方面收藏較少，比較知名的是宋黃山谷的“梅花三詠”手卷。在雜項收藏中，他曾搜集到稀有的全黽甲甲骨刻辭、漆器名家姜千裏制螺鈿漆圓盒、盧膚之制螺鈿插屏等；竹雕名家張希璜、朱松鄰、朱小松、朱三松、濮仲謙、周芝巖、潘西風等的作品，他也多有搜集。
我曾經問父親：您上過當嗎？父親說上過不止壹次，如果不上當，怎麽學得會鑒別真偽？當收藏家是要交學費的。
父親在1957年反右運動中，他以往搜集、保護和捐獻文物的行為，反倒成了罪狀，在報紙上屢屢出現顛倒黑白的批判文章和漫畫。1966年8月24日，紅衛兵和國務院機關的造反派非法侵入燈草胡同30號章宅，對父親橫施暴力八天八夜之後，將全家掃地出門。在康生的圈點下，殘存的文物被裝上六輛大卡車全部運走。故宅被紅衛兵組織“公安隊”占作總部。入冬後，小將們為了燒火取暖，便撬開地板，拆散硬木家具，充作燃料。
“文革”結束後，北京市文物局交給我壹張權貴們攫取文物的不完全清單，林彪、康生、曹軼歐、陳伯達、邱會作等都名列其間。素有文物鑒賞家之名的康生最內行，胃口也最大。他以其妻曹軼歐名義掠走宋黃庭堅的稀世墨寶《梅花三詠》，僅象征性地付了五元錢。
根據國家文物局提供的數字，紅衛兵抄家上繳入庫的章乃器文物為1464件；而到1980年北京市文物局發還時僅為1134件，許多重要藏品至今下落不明，也未列入上述清單之內。即便如此，家屬還是按照父親的遺願，將大部分發還文物捐獻給了國家博物館。父親生前很重視文物的系列保護，但博物館學是壹門科學，私人未必能做到科學保管。在博物館裏，文物的文化價值得以傳播，捐獻者的文化精神得以昭示，不失為壹種較好的歸宿。
恢復歷史記憶，找回文化精神，是壹個民族掘起的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