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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卒：章乃器(1897—1977年)，原名間埏，改名為乃器，字子偉，又字金峰，青田東源(今小源)人。
學歷：1913年考入杭州甲種商校畢業。
經歷：杭州商校畢業後，在上海浙江實業銀行當實習生，1919年在北京京兆農工銀行業務部主任，後任中國銀行學會常委，1927年在上海任銀行工會領導工作。壹九五二年，新中國成立後任首任糧食部長。
章乃器青田東源人，父章叔明留學日本，已任青田遂昌等縣警察局長。章乃器兄弟六人，他是老二。幼年入塾，詩賦文章兼佳，深受祖父鐘愛。
辛亥革命爆發後，章乃器離開了青田，奔赴南京，曾在孫中山臨時革命政府陸軍部屬下的飛行營當學兵，這是中國最早的空軍學員之壹。民國二年(1913年)，考入杭州甲種商業學校，勤奮攻讀，成為學校有名的高才生。畢業後由學校介紹到上海浙江實業銀行當練習生。民國八年(1919年)，赴北京任通州京兆農業銀行營業部主任、襄理。並選為中國銀行學會常委。
民國十六年(1927年)初，在上海任銀行業工會領導工作，此時，大力支持北伐戰爭，又十壹月創辦《新評論》半月刊，對國民黨進行猛烈抨擊，壹年後，《新評論》被查封。民國十七年(1928年)後，“五洲慘案”，“九•壹八事變”相繼發生，民族危機日益嚴重，他激於義憤，積極投身救亡愛國運動。而且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發表《現階段的對日問題》等抗日文章，向國民黨當局提出“移剿共之師以抗日”。
民國二十壹年(1932年)。創立國內第壹家中國人自辦的信用調查機構——中國征信所，自任董事長。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受聘於光華大學教授，兼任中興信社幹事，中國大學工商管理系主任。同年，沈鈞儒，鄒韜奮，陶行知，李公樸等組織上海救國會，發表宣言，提出“停止壹切內戰”，“釋放壹切政治犯”，“聯合抗日”，“共赴國難”等主張。
這是“七君子”被釋放前在監獄裏合影。
左起王造時、史良、章乃器、沈鈞儒、沙千裏、李公樸、鄒韜奮
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五月，在他們倡議下，全國救國會十八省六十個救亡團體代表在上海集會，成立了全國救國聯合會，章乃器、宋慶齡、何香凝、 沈鈞儒等選為領導人。大會通過了由他起草的組織章程和《抗日救國初步政治綱領》，明確提出了組織救國路線，促成統壹的抗敵政權等政治主張。由於國民黨政府堅持內戰政策，於十壹月二十三日，在上海將章乃器，沈鈞儒、鄒韜奮，李公樸，史良，沙千裏，王造時七人逮捕，爆發了震驚中外的“七君子事件”，激起國內外愛國力量及主持正義人士的廣泛同情和義憤。各救國團體紛紛發表宣言和聲明，有的以罷課請願方式，懇求立即釋放“七君子”。
同年十二月發生“西安事變”，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向全國通電中，把釋放上海愛國領袖列為八項主張之壹。周恩來副主席在西安同蔣介石，宋子文談判時，代表中共中央發表聲明，指出“七君子”抗日救亡運動行為是“中華男女應盡義務的光榮模範，要求國民黨徹底放棄錯誤政策，釋放愛國領袖及壹切政治犯”。宋慶齡、何香凝、胡愈之等發起“救國入獄”運動，表明同“七君子”風雨同舟，患難於共的決心。國際知名人士杜威，愛因斯坦，羅曼羅蘭等及海外的愛國華僑，也以各種形式向國民黨當局發出呼籲和抗議，要求恢復“七君子”的自由。
國民黨內壹些主張抗日的有知之士對蔣介石的倒行逆施很不滿，對“七君子”分別采取救援措施。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七月三十壹日，“七君子”終於釋放了。
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壹月，安徽省政府李宗仁長官的邀請，任安徽省抗日運動委員會秘書長，不久，又擔任省政府財政廳廳長。在此期間，他清除積弊陋習，懲辦貪官汙史，改革稅收，發行輔幣，僅三個月，使財政扭虧為盈，並十分重視與共產黨合作，大膽使用共產黨的幹部，為新四軍輸送和培養財政幹部。每月補助三萬銀元，有力的支持前線的抗日戰爭。受國民黨內壹些人的非議，職責他搞赤化。民國二十四年就免去章乃器的職務。
民國二十九年(1940年)六月，他在重慶創辦了“上川實業公司”和“上川企業公司”，他任總經理。民國三十壹年十二月與吳蘊初，胡厥文等發起創辦“中國工業經濟研究所”，被推選為所長。他認為中國要富強，只有走工業化道路，他提出“工業立體發展”的理想和開發大西北的構思。
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十二月十六日，在重慶與胡厥文，黃炎培等發起成立“中國民主建國會”(簡稱：“民建”)，被選為理事，付主任委員。當時“民建”積極開展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的各種政治活動。推進了大後方民主運動的開展。
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春，到香港創辦港九地產公司，並建立“民建”港九分會，繼續開展愛國運動。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夏，他接到毛澤東的來電，邀請他到解放區參加新政協籌備會議。分偕同施復亮等秘密乘海輪轉赴東北解放區。壹九四九年，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壹屆全體會議。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章乃器任政務院政務委員兼國家編制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央財政委員會委員，政協常委兼財政組長，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央付主委，中華全國工商聯合會付主委等職，並當選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為搞好新中國的經濟建設，先後寫了《新中國的經濟改造》、《對統壹財政工作的認識》、《經濟的改造——消腫、去腐、新生》等文章，積極協助黨制訂和宣傳各項經濟方針和政策。
他和沈誌遠，千家駒壹起擔任中國人民銀行的顧問，運用自己的學識和經驗，為穩定人民幣幣制，活躍金融出謀劃策，在他的倡議和積極推動下，制定了壹套“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新財會收支簿記法，取代不適合中國國情的復式簿記。他為中國的經濟建設起了很大的作用。”壹九五二年八月，任命為新中國糧食部首任部長，指定國家糧食統購統銷的壹系列政策。
壹九五六年九月，來浙江稽查工作時，回到青田東源家鄉，壹九五七年被錯劃右派。他堅信“實踐檢驗真理，時問會解決問題。”
壹九六六年八月，開始文化大革命，又遭林彪“四人幫”壹夥的殘酷迫害，抄家、批鬥、毒打，但他懷著對黨和人民的赤誠忠心，不計較個人恩怨，常以諸葛亮“淡泊以明誌，寧靜以致遠”名言自勉。
壹九七七年六月十三日，他終於離開了人世，時年八十壹歲。壹九八零年六月給予評反，壹九八二年五月十三日，中共中央統戰部，中國民主建國會，中華全國工商聯合會，為章乃器舉行骨灰移放儀式，將骨灰移入八寶山革命公墓壹室。 | 
